近代中国多灾多难。1931年，在我3岁那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整个东三省。1937年，在我9岁那年，又发动了全面侵华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的父亲肖炳林在家乡组织农民自卫军奋起抗日，日伪军曾公开悬赏5000块大洋来抓捕我的父亲，还把我的母亲、祖父、祖母、我太外祖父（母亲的祖父）抓捕入狱、刑讯逼供，追问我父亲的下落。我太外祖父惨死在了日寇的狼犬之下，连尸首都没剩，日寇之凶残，真是人神共愤罪大弥天！那些年，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弟弟，经常东躲西藏居无定所，过着风餐露宿朝不保夕的日子，这些都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恨不得快快长大，像父亲那样打鬼子除汉奸，做一个花木兰式的保家卫国的女英雄。

1942年，日寇“五一”大扫荡，实行“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这一年，我的母亲被叛徒出卖，日伪军将母亲先投入涿县监狱，之后又转新城(高碑店)监狱，父亲和他的战友想尽各种办法救出母亲，半年之后由二叔(肖士杰)护送到房山县，这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这一年我14岁，父亲为了让我学习文化，就把我接到了他的身边上了抗日小学。父亲说：“我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就是为大多数人求解放谋幸福，坚决不能当亡国奴，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在父亲的安排下，我上了小学，参加了儿童团。每天除了上课学文化，还戴上红袖标，扛着红缨枪，分班去山头、村口协助民兵站岗放哨、张贴抗日标语。

那时无论在根据地，还是在日伪统治的白区，都流传着很多我父亲打鬼子除汉奸的神话般的故事。有的说他手提双枪百发百中，有的说他率领部队不到一个月就端掉了日伪十多座炮楼，还有活埋汉奸等等。父亲的英雄事迹激励着我，很快我就成了儿童团的骨干，随着年龄的增长懂得了更多“打日本，救中国”的道理，为以后正式参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那时已是入党积极分子，于是向父亲提出了参军的要求。我说，打鬼子时年岁小没能上前线，打反动派我一定要上前线，为解放全中国贡献我的青春和力量。在父亲的支持下，1946年9月，我正式参军入伍，所在部队是晋察冀军区北岳区三分区独立团卫生队，职务是护士。

我身体素质好，不怕吃苦，不怕脏累，虚心向老同志学习护理技能，学习掌握抢救伤员、护理伤员的本领，很快就胜任了这项工作。每当部队与敌人战斗的时候，我都能积极主动的冲上前线，将伤员或背或抬到后方，精心护理，多次受到部队首长的称赞和我们卫生队长的表扬。由于表现勇敢、业务过硬，1946年底，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也像父亲一样，成为共产党的人。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奉上级命令，我所在部队集中到北平（京）郊区长辛店附近，按照中央部署，对北平（京）城围而不打。终于在1949年1月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使二百万北平市民免受兵灾之苦，古老的文化故都得以完整无缺地回到了人民手中。之后，按照组织安排，我随所在部队到山西大同整训，积极与地方同志一起参加挖渠、治水等各项义务劳动。不久，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决定建立空军，我所在部队由陆军转为空军三师，我爱人康玉山奉命担任三师某团团长，我在通讯股担任秘书，并随部队由山西大同移驻东北沈阳。

1949年10月1日，我又随这支部队来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十多名战友驾驶着银鹰在天安门上空飞过，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在这举世瞩目终生难忘的激动时刻，我在自己的岗位，一丝不苟，为飞行作好通讯等后勤保障工作，毫无闪失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国家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后，我随部队迅即返回了沈阳驻地。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我所在的空军部队迁至丹东鸭绿江边。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我爱人指挥所部飞机作战，我为参战部队做好通讯工作，同时还完成了食品供应、医疗器械配送、伤员护理等各项任务，每天的工作紧张有序，有时甚至昼夜连轴转，但总觉有使不完的劲。

自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近三年间，我同爱人一起，自始至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特别是战争初期，美帝国主义依仗空中优势，不时派飞机飞过鸭绿江轰炸，阴天时来的飞机更多，轰炸时间更长。由于我们的空军组建不久，实战经验、飞行技术都还有所欠缺，天气不好时飞行没把握，但我们有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有一往无前敢于胜利的亮剑精神，在朝鲜上空演出了一幕幕一场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威武雄壮的壮举。在那难忘的日日夜夜，我和战友们同仇敌忾，不畏轰炸，置自己生死于度外，排除一切困难，做好每次飞行前将士们的后勤保障工作，为抗美援朝的胜利贡献力量。

1953年下半年，随着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定，朝鲜战争告一段落。之后，我们所在部队改编为空12师，并转驻浙江杭州，我被安排在政治部任助理员。之前由于战争年代没有学习深造的机会，我当时只有小学文化。为适应社会主义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在到达杭州相对安定后，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主动要求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平时坚持抓紧一切时间自学。几年间，终于由小学文化水平提高到大专水平。同年10月又随部队转驻福建，后来参加金门炮战，直到1960年转业地方，结束了14年的军旅生涯。     

1964年我奉调北京，单位是水电部办公厅秘书处，从此就在北京安了家。这时我己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爱人工作繁重，照顾家的担子几乎全压在了我的肩上。那时正是全国学雷锋、人人讲奉献的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我从小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头，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家里的困难自己解决，不给组织添任何麻烦。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期从事着细致繁琐的基础工作，在水电部办公厅、水管司工作的21年里，我严格要求、认真负责，确保工作上没出过一次纰漏，直到1985年11月光荣离休。

从离休到现在，一晃过去了近四十年。75岁前，我离而不休，那时身体硬朗，就义务参加了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按时过组织生活、义务帮助收取水电暖等物业费、积极参与调解民事纠纷，整天忙里忙外，一门心思为街坊邻居排忧解难。由于我性子直、讲直理、办事公道，社区的男女老少都夸我热心肠，称我是“老革命爱心大姐”。如今已过耄耋之年，膝下儿孙满堂，过着颐享天年的幸福生活。

我从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并光荣入党，到现在已经78年了。回顾我所走过的人生路程，党给了我很多荣誉，1956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勋章，2019年收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2021年在建党一百周年收到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望着这些金光闪闪的奖章，我由衷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培养和教育。这么多年来，我说到也做到了：“永远感党恩，永做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