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日本强盗的飞机轰炸了沂水城，我们的家被炸，全家逃到了乡下。那年我9岁，刚上小学一年级，跟随学校去到农村。记忆最深的是，唱歌来发动大家抗日。记得当时的歌词是：“不平等条约取消，收回租界、汉口和九江，四万万同胞要得到解放，中华民族不会亡，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有希望”，“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抢占，我们不能再忍受……”

我父亲参加革命后，1941年春，父亲托人带来密信，我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辗转到了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抗敌自卫队（后并入山东纵队），所以我参加革命工作较早，在被服厂当小工人，为八路军做军衣。虽然年龄很小（仅仅12岁），但除了要钉扣子、锁扣眼、叠军衣、卷绑带，早上我还要帮助指导员教工人识字。指导员教我们唱歌，歌词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天高秋风起，家家赶棉衣，缝好新衣裳，急忙送前方，军政民一条心；拿起镰刀拿起抢，武装收秋粮，没有棉衣难过冬，没有粮食难活命，怎么去打小东洋”。我们被服厂在山沟里（孟良崮以西，鼻子山下的花峪庄），在那里，我们过了几个月的安稳日子。

回花峪庄后，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白天躲在山洞，晚上回村里，把日本鬼子烧糊的麦子磨成糊摊煎饼，解决饿空的肚子。有一天，母亲以为鬼子、汉奸不会再来了，就带着我们离开山洞到小溪边喝点水。突然有一个穿黑棉衣的人跑到我们身边，匆匆忙忙说：“敌人在那边追过来了。”他把自己的手枪（子弹已用完）交给我小弟弟（年仅7岁），母亲让他埋在身后的沙子里。紧接着，日本鬼子便带着汉奸追了过来，狠狠地用刺刀顶着母亲胸膛和她怀里的五妹：“八路的，在哪里？”母亲向相反的方向一指:“向那边去了。”这时我弟弟偷偷地用力拧了小妹妹一下，小妹大声哭闹。敌人非常不耐烦地骂了一句“八格牙路”，看着只有这么一堆小孩子，就走了。

我们回到村子里看到，房子都被鬼子烧了。日本鬼子在汉奸的帮助下，抓住姓王的村长，要他交出掩埋在本村的被服厂的机器。村长怒视着他们道：“不知道！”结果遭到鬼子的残酷砍头，他妻子得知后就疯了似的抱着丈夫的头，万分痛苦地喊天叫地，一直哭到神志不清。还有一个刚刚结婚的王姓青年被鬼子抓住，先是让他在场院晒干的满是尖刺的酸枣棵子上滚得遍体鳞伤，然后丧心病狂地用刺刀把肠子和五脏全部挑出来，威胁说：“如果还有人不服从皇军，不把八路交出来，就是如此下场。”小伙子在惨叫声中死去。全村老少都对日本鬼子充满了刻骨仇恨，这也在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仇恨的种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沂蒙山区，活跃着一支文艺队伍，那就是“鲁迅艺术宣传大队”（简称“宣大”）。他们经常活动在沂南、沂水、蒙阴等县，用文艺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组织群众支持抗日。“宣大”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听、有戏看。在沂蒙抗日根据地，一提到“宣大”，老百姓都知道，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不久我又被选调到鲁中军区山东公学上军事训练。想不到我们曾演出的《送郎上战场》引起了鲁中军区“宣大”领导的注意，也就是在1944年的春天，鲁中军区“宣大”的几位同志来到山东公学，说是来调在依汶演出《送郎上战场》剧目的小演员。就这样，一出小歌剧把我们姐弟调入了鲁中军区“宣大”的抗日宣传队伍。

进入“宣大”以后，我们学唱《黄水谣》《大生产》《兄妹开荒》《大刀进行曲》等歌曲。早晨出操之后练嗓子，饭后学表演、唱歌。除了以唱歌、演小剧目的方式向老百姓作宣传外，没有演出任务时，我们就帮助群众劳动，推磨推碾，学纺线，同时向他们宣传抗战、宣传八路军的政策。“宣大”的每一位同志都有着严明的纪律意识和服务意识，同时，都对敌人嫉恶如仇；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同事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人与人关系真诚和谐。我从这些同志身上，汲取了书本中没有的革命力量，同时更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

1944年初至1945年底，“宣大”参加的抗日战斗很多，如三次讨伐吴化文战役，解放沂水、蒙阴、博山、淄博、益都……沂蒙地区每个大的作战行动几乎都有“宣大”的身影。每逢开辟新地区，“宣大”都是党的一面旗帜，既进行宣传、慰问，又组织、教育、发动群众，不仅是文艺队伍，还是拿笔、拿枪、直接参战的战士。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44年8月，开始攻打沂水城，八路军炸碎了日本鬼子炮楼，硬是夺下了沂水。那段时间，我参与演出的节目有歌剧《抗属真光荣》、活报剧《沂城大合唱》、秧歌剧《讲理会》、话剧《抓壮丁》等。我们在战斗间隙，除了演出剧目外，还下连队教歌，教战士学文化，救护伤员，表扬好人好事，深受指战员的欢迎。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后，“宣大”同志们与驻地周围的农民群众都欢欣鼓舞，热烈庆祝。我们白天扭秧歌、演活报剧，晚上就整队沿着村边小路游行，欢庆的队伍所到之处都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同时，我军不断扩大解放区，“宣大”同志们也随军参加了新解放城市的宣传、写标语等工作。在攻克博山市后，我军缴获了日本火车头。当时我和其他两名同志（曹伟、刘希麟）负责在火车头上写大标语，留下了一张非常珍贵的相片，也成为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见证。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在日趋紧张的形势下，“宣大”随鲁中军区部队一面行军、一面宣传、一面战斗，我先后参加了孟良崮、鲁南、莱芜等大大小小多个战役，而后又由“宣大”改编为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纵队文工团，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等。在紧张而激烈的南征北战中，我跟着战友们冒着敌机扫射、轰炸，在火车站、在大街小巷的墙上遍写宣传标语；组织街头宣传队，举办展览，吸引知识分子，动员他们参加革命；为加强部队和新解放区群众的阶级教育，排演《白毛女》、《血海冤仇》、《庆功宴》、《土地庙》等剧目，向群众宣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对国民党俘虏兵进行思想改造和教育，配合地方掀起大规模参军运动和支援前线的群众工作。

记得有一次，我们给部队演出《白毛女》时，我扮演喜儿，当“喜儿”被黄母抽打，这时台下战士愤怒地向台上扔石头，把扮演黄母的演员都打伤了，眼泪直流，但“黄母”仍坚持演出直到结束。艰苦的战斗生活让我得到了快速成长，最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在战火洗礼中，1946年11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光阴荏苒，此事距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每当我想起，仍然非常激动、感慨万分。

我参军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打日本鬼子，为了穷人能吃上饭（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到了“宣大”后，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教育，树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对党有了深刻的认识，产生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忙里偷闲时，我反复阅读过《共产党员的修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对我教育深刻。那年我还不满17岁，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积极学习、努力工作，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向一个共产党员的目标不断努力。记得11月份的一天，部队行军到了莱芜县赵家峪村，支部书记通知我晚饭后参加党员大会，讨论我入党的问题。在一个老乡的家里，十七八名党员聚在一起，有的坐在炕上，有的坐在草垫子上，我不好意思地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既肯定了我的努力，也提出了很多诚恳的意见。当支部书记问我“为什么要入党”时，我坚定答道：“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人民才能过平等的生活。”

如今，过去战火纷飞的岁月，时常像电影镜头一样，浮现在我眼前，我很怀念那些牺牲或已故的战友们！我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看到了我们国家一步步地走向强大，看到了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当初走的路是正确的，感谢党对我的培养，我将矢志不渝，始终坚定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