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在南京建邺区杨民钦老人家里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刚参加完社区建党百年的大合唱练习，神采奕奕、精神矍铄，完全看不出84岁的高龄。他和老伴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随着我们的提问走进曾经的治淮岁月。他笑说：“我已经退休很多年了，年纪也大了，很多事记不清楚了。”虽然这样说，但采访中我们发现关于治淮那些人、那些事，在他记忆深处一直清晰。

　　党指向哪里  我们就打到哪里

        提起什么时候参加治淮，杨老说：“我1960年从河海大学水文专业研究生毕业，那时候学习时间比较长，大学本科五年、研究生五年。毕业后我去了水利部水文局，1971年从水利部调到治淮规划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淮办），就住在蚌埠医学院旁边的一栋专家小楼里。”

　　当被问及为什么愿意从北京来到蚌埠时，他说：“是钱正英部长找到我。那时我是钱部长的部下，她跟我说治淮需要人。我说，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这绝对是真心的，不是口号。于是，钱部长就把我和我爱人一起调到了淮委。从那时候起，我就成为了一名治淮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杨老的眼神执着且坚定。 

　　谈起那时候的工作条件，杨老说：“那时候防汛很艰苦。在淮办时我们的气象工作还没有起步。但做水情预报没有气象是不行的，后面还下不下雨、下多少雨、下在什么地方，要是不知道这些，水文工作就没法做。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去蚌埠气象台找资料，哪怕是下再大的雨我们也要骑着自行车、披着雨衣到那里拿天气图和云图，回来再自己分析，一天不能落下。” 

　　“现在技术很发达了，可以实时查看水情，我们那时候半夜还要起来翻译电报。”看到我们困惑的眼神，杨老解释道：“因为那时通讯落后，水文站每天在规定时间内向相关单位发送水情电报，及时报送水位、流量和雨量等信息。只有及时掌握这些资料，才能做出预报。所以我们搞水利的，特别是搞水文的人都要学译电。” 

　　“这一套东西我在水利部水文局的时候就学了，当时包括钱正英部长也在跟我们学翻译电报，跟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值班。”杨老回忆起当时的工作场景，乐呵呵地笑了。 

　　打破陈规  这本身就是一个革命

　　说起当初的计算方式，杨老告诉我们，在搜集到了基础资料后，他们需要用算盘、计算尺来计算和预测水情。那时候的计算机还是手摇计算机，之后才是有电的计算机。但即使有，大家也不敢用，因为太珍惜的原因，担心用坏了。而且因为工作习惯的原因，即使用计算机算出来了，他们还需要用算盘验算下，看看对不对。 

　　“后来我们开始做中意合作项目，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建设水文遥测站。”但杨老告诉我们，开始推广这个项目时非常有难度。因为一开始大家都有怀疑，觉得遥测的数据不一定准确。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杨老依然历历在目。“当初在淮河上建立遥测站，我们治淮委员会是下了大力气的，我们提供设备，派人下去技术指导，出资建站，经验交流和检查等我们也负责筹备和接待。就这样一个站一个站地去跑，去推广、去安装。那时候也培养了淮委水文气象的一批干将，他们为淮河流域的水文预报自动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那时起，淮河上建了很多遥测水文站，开始搞自动测报，这是水利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之路。再到后来有了我们自己的水文气象工作的一套人马、设备，现代化的防汛手段开始慢慢成型并建立起来。” 

　　杨老认真地总结说：“所以，想要打破陈规，破除旧的思想，把一个先进的、科学的东西推广是很不容易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革命。” 

　　老百姓安然无恙  就是我们的贡献

　　搞了一辈子水文工作，杨老提起自己的业务领域内的工作依然如数家珍。

      “我觉得搞水文的人压力是很大的。汛期时无论值不值班，晚上都要去单位看看哪里下雨、哪里没下雨。到了关键的时候大家一起值班、一起做预报。回到家是根本放不下心的，因为看着水势上涨，心里记挂着水位会涨多高，洪峰什么时候到，有多大流量，离关键的站点还有多远，老百姓要不要撤退，要不要做防汛抢险的准备，这些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      杨老先后经历过74年、82年和91年等多次淮河大水。提起那时的工作场景，他依然历历在目。     “淮河最关键的水文站点有淮滨、王家坝、润河集、正阳关、鲁台子、蒋坝。这其中最重要的预测预报就是王家坝。”     “王家坝闸是否需要开启，蒙洼的老百姓需不需要转移，这一决策跟预报的水情紧密相关，同时也跟工情有关。”杨老不无骄傲地说：“尽管经过这么多次大水，我们的预报都是正确的。有几次我们预报可以不分洪，能挺过去，结果就是挺过去了。尽管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差了几公分，我们还是挺过去了，蒙洼的圈堤没出问题，老百姓安然无恙，这就是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