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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老人刘芸生的博大情怀
凌先有
2016-09-01

  在刘芸生106岁生日那天,我带着局里的同志一起登门为她祝寿。那天她精神很好,不停地给我谈起她那永远也说不完的遥远往事。临别时,她双手合十,不住道谢,感谢这些年水利部对她的关心照顾。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出她对我们的依依不舍之情,我对她说:“刘老,您好好保重身体,等过春节时,我再来看您。明年我们还要再来为您过107岁生日呢。”

  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次的道别竟成了永别。8月10日中午,就在我们为她祝寿两个月零8天后,突然得到刘芸生去世的噩耗。我惊得脑子像触电一般,顿时一片空白,不敢相信这一事实。刘芸生的儿媳鞠大姐在电话中告诉我,8月9日,刘芸生在家中发烧达38.5度,不吃不喝,也不吃药,他们赶紧将刘老送到协和医院,抽血,做CT,结果是肺部感染。医院先给老人插上氧气,由于老人高龄、身体瘦弱,院方犹豫是否需要与家属商量打开气管、插管上呼吸机时,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间定格在8月10日10时16分。我知道,老人一辈子都不愿给人添麻烦,她这是不愿给国家、给大家为添负担,才这样匆匆地、静静地走了。

  在刘芸生生命最后的10多年里,我和部里的同志每年春节前都要去看望她。过了百岁之后,我们变成了每年看望她两次,除了春节慰问,增加了为她生日祝寿。她很健谈,每次去看她,她都会高兴地不停向我们诉说,诉说着脑海里鲜活的人和事。对她来说,每次诉说都是在向久远的历史眺望,从封存的记忆中进行历史钩沉。于我而言,每次聆听她的诉说,都是在收集她留在时光海滩上闪光的珍珠、贝壳。尽管她的诉说中有不少重复的故事,但正是这些重复,说明在沉积百年的许多事情已经随着时间流逝了,但总有一些感人的人和事在她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才是最真实、最真切、最深刻的。因而,我每次都怀着敬仰的心情,作为一个忠实的聆听者,孩童般地紧靠在她身边,专注地听她讲那过去的事情。

  刘芸生怀有深深地民族情怀。她告诉我,她是1929年与傅作义结婚的,当时34岁的傅作义已是天津警备区司令。他对下属要求很严格,提出“三不”,即不准吃喝嫖赌,不准敲诈勒索,不准贪赃枉法。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平日里穿着士兵服上下班,经常深入基层连队,关心战士生活疾苦,是一位真君子,她便以身相许。结婚后不久,他们一起到了绥远。傅作义就任绥远省政府主席,想从“官贫民富”做起,开展剿匪清乡和乡村建设。就在这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为了储备抗日力量,傅作义学习共产党的经验,开办乡训所,加强军事训练。刘芸生除了料理家务之外,也帮助乡训所开展图书阅览,引导学员阅读进步书刊,举办文化娱乐活动,全力支持傅作义积极抗战。1933年,日本占领热河,向长城各口分路进攻,傅作义提出“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砥砺军民共赴国难,并率59军开往怀柔,负责独石口防御战。刘芸生率领女子战地慰问救护团,风尘仆仆地赶到前线,开展慰问和救护工作,全力抢救伤员。那一仗非常惨烈,傅作义和友军成功地阻击了日军十多次疯狂进攻,被誉为“最后有力的光荣一战”。战后,刘芸生和战地救护团的同志们帮助将士们一起将300多位烈士的忠骨掩埋在归绥北部的大青山下。1936年,日军开始进攻绥远,傅作义在绥远东部的红格尔图百灵庙阻击敌人。为了让外界了解绥远抗战,她在红格尔图的玫瑰营举办舞会,招待中外记者,希望记者们向全国和全世界传达中国人民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当时,傅作义与乌兰夫等军政要员都来到舞会大厅,向记者们介绍绥远战况。后来,傅作义又参加了忻口会战、包头会战、绥西战役、五原战役,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她平日里率领女子战地救护团向战士宣传战争动员法令,散发《动员报》,教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鼓舞士气;战时便与战地慰问救护团的姐妹们救护伤员。每当谈起这些往事时,她的眼中充满坚毅。她说:“我们中华民族一定要自强,不要再受人欺凌了。”

  刘芸生很关心国家统一事业。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起北平和平解放前后那段难忘的经历。当时蒋介石希望傅作义率军南撤,傅作义以固守华北名义拒绝执行。为了消除蒋介石的戒心,她率领子女们飞往重庆,住在张伯苓家。傅作义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时,便与张伯苓成为莫逆之交。她刘芸生和子女们在张伯苓家受到很好的照顾,但却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1949年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签字后,傅作义请张伯苓送她和子女们来北京,国民党当局知道后,把她们全家从飞机上扣留下来。后来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她和子女们飞往香港,从海上辗转到天津,终于与傅作义团圆。每当谈起这段经历时,刘芸生都非常感慨。她说当时在船上食品和水都非常紧张,1个多月都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但她一直鼓励子女们要坚持,因为他们的父亲做了一件对国家、对人民都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她曾对我说,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1965年7月下旬,国民党原代总统李宗仁回国,她于8月中旬在家中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并请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出席作陪。席间,傅作义与她共同送给李宗仁夫妇一对火狐标本,用中国“狐死首丘”的寓意,感佩他们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回归祖国的壮举。李宗仁夫妇非常感动,表示要与他们夫妇一起,共同为祖国统一事业携手努力。为了促进祖国统一,傅作义从新中国成立到去世前夕,多次以写信和发表谈话的方式,真诚呼唤在台湾的故旧们为促进国家统一而斗争。1974年4月中旬,傅作义病情危重,他在病床上向对刘老说:“我时刻在怀念由大陆到台湾的旧日的朋友和同事们,怀念所有由大陆到台湾的人们。你们要认真地看看大势,看清世界趋向、中国趋向、台湾的归宿,做一个昂首阔步的中国人。”“大陆是咱们的家,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早日归来。”她一字一句地用笔记录着傅作义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感到自己的心脏在与他一起剧烈地跳动。

  刘芸生积极支持国家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了由国民党知名人士的夫人组成夫人支部,在宋庆龄、何香凝的指导下,认真学习中央文件和时事政治。每次学习前,她们都请民革中央的负责同志或社会知名学者讲解,然后阅读,分段讨论。她们一起做笔记、写心得、座谈讨论,保持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对党和国家的号召,她们积极响应。在抗美援朝时,她和夫人支部的姐妹们夜以继日赶制绢花义卖,捐钱捐物,编织手套及写慰问信送给前方志愿军战士。她们还协助政府开展扫盲运动、辅导夜校、帮助街道工作,在争取女权、婚姻自由、取缔娼妓并帮助其改造和谋出路以及对流浪儿童的收容和青少年罪犯的改造等方面都提出过不少建议,许多建议受到全国妇联的采纳和表扬。在首届全国妇女联合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从1975年1月开始,她先后担任第四届、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参政议政。1966年,傅作义与刘芸生商量,希望将家里的存款和部分财产上交国家,她欣然同意,坚决支持丈夫的这一举动。于是,傅作义两次致函周总理,提出将自己存入银行现金的7个存折共40万元送交给国家,将家中现存的旧书籍、旧字画、旧餐具、盆花,出国公家给做的西服、皮大衣,外宾送的礼品及国家分配给用的沙发、地毯等一并交给国管局,将现在宽大的住房换成小平房,减少工作人员及暖气耗煤费用。他们要捐献给国家的这些钱是傅作义在新中国成立前开办工厂和贸易公司赚的,主要用于编制外人员的开支、阵亡将士的抚恤以及创办学校等。毛泽东批示将款存入人民银行,仍归傅作义支配使用。1974年3月5日,傅作义在养病期间再次写信给周总理,周总理见傅作义言词真切,态度诚恳,就把这部分钱收下上缴国库,用于国家建设。刘芸生曾说过,我们国家太大了,方方面面都要发展,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动起来、勤快起来、节俭起来,国家发展才能快起来。

  刘芸生对水利工作情有独钟。傅作义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长达23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查勘过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走遍了全国所有大型水利工程工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利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突出贡献。刘芸生一直勤俭持家,精心培育他们的7个孩子,积极支持丈夫从事的为国为民的宏伟事业。2006年1月10日,我和部里的同志一起在春节前夕去她家中看望慰问。坐下不久,她就问起了2005年长江流域的汉江、黄河流域的渭河、珠江流域的西江发生洪涝灾害的情况,现在是否已经修复好了。她说干水利工作不容易,我国大江大河多,和自然打交道,劳心费神的,从电视中看到这些地方发洪水,就觉得揪心。2007年2月14日,我们在当年的春节前看望她时,她回忆起傅作义1957年4月去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参加开工典礼的事情。她清晰地记得,就是在那次会后,傅作义在从山西返回时突发了心脏病,是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派心脏病专家黄宛大夫飞往太原,及时进行了救治,才使傅作义转危为安。因此,她对黄河、对黄河上的水利工程非常关注,向我问起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事情。2016年6月2日,我和局里的同志一起去为她祝贺106岁生日,她除了听力不济以外,眼神和记忆力都还不错。她告诉我,她父亲叫刘竹岩,是北京人,母亲是安徽桐城人,当时住在天津法租界的一座小楼里,她的女儿在英租界上学,经常穿着花裙子穿行在法租界和英租界之间。后来海河发洪水,天津大部分地方都淹了,他们全家才迁到了北京。我在做记录时,将他父亲刘竹岩写成了“刘祝言”,她看了之后,摇头说不对,对我更正说:“是竹子的‘竹’,岩石的‘岩’。”我们大家都不禁佩服她的记忆力竟然如此之好。就在这次,她对我说,在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期间,她当时每月只有48元的收入,但她省吃俭用,自己买毛线,亲手编制了红色的围巾、帽子等,亲自送到水库工地上,作为礼物送给水利一线职工,表达她和傅作义对水利职工的关怀和爱护之情。

  刘芸生对国家深怀感恩。她曾对我说过,傅作义是一个在历史上走过错路的人,但共产党却一直记着他对国家、对人民做出的贡献,北平和平解放后,让他担任水利部部长,后来又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么重要的职务,如此信任他、重用他,她和傅作义心里都感到很不安、很感恩。毛泽东、周恩来经常邀请傅作义和她到家里做客、看电影。习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副总理时,每逢遇到水利部的人都要问问傅作义的健康情况,真是关怀备至,令人感动。周恩来每到外地带来些瓜果蔬菜,都会送一些到家里。1974年年初,傅作义病情恶化,周恩来指示卫生部组织医疗小组抢救,商量医疗方案。傅作义去世后,周恩来拖着病体主持了追悼会。会后,周恩来不仅安置了她的生活,解决了生活费和住房问题,并且在政治上关心她。1974年9月,周恩来在病卧在床的情况下,亲自给中央写信,提请她和卫立煌夫人韩叙华、程潜夫人郭翼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一起参加国庆招待会。这些点点滴滴,一直滋润着、温暖着、激励着她的生活和生命,她对党和国家对他们一家的关心一直深怀感激之情。1995年6月,在傅作义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报告,建议举行一次有一定规模的纪念座谈会,以怀念傅作义在抗日战争和和平解放北平等方面的特殊贡献,并建议请李瑞环同志出席并讲话。她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搞纪念活动。她提出的理由是:中央对傅作义生前已经非常关怀,而且对她的贡献评价很高,他不像“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那些同志需要通过纪念活动进行平反,没必要再搞纪念活动;中央领导都很忙,国家有很多大事要做,不必把精力放在已故人员身上;傅作义生前好友们都年事已高,不要劳烦这些老人家;傅作义生前历来讲求节俭,搞这样的活动,沾亲带故的人都要跑来参加,花费大,麻烦多,不符合他生前的一贯风格。中央采纳了她的意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曾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您根据傅先生生前的一贯作风与意愿,恳切建议有关部门取消了原拟举行的纪念座谈会。您这种不图形式、崇尚节俭的精神,是值得尊敬和提倡的。”她说她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太多,而不能给党和国家添麻烦添负担,这样她心里会不安的。

  我因工作关系,在刘芸生生前曾与她及她的家人密切接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我的印象中,刘芸生一直是一个崇尚节俭、不愿意麻烦人的人。在百岁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操持家务,买菜、做饭、洗衣服样样事情都自己干。每年春节去看望慰问她、生日为她祝寿,临别时她都要将我们送到电梯口,双手合十,一再表示感谢。她102岁生日那天,我在为她祝寿时,为她写了一首诗:“大家闺秀仪从容,矢志追随傅宜生。甘苦同尝为抗战,安危共仗享和平。谦恭平易胸怀广,节俭高洁义理通。今日一百零二岁,祝福长寿永康宁。”她看后喜不自禁,不让家人替她保管,一直放在自己屋里,轻易不愿拿出来,只有来了贵宾,才拿出来给人看。在她105岁时,我代表水利部和部领导为她送上松龄鹤寿手绣图和鲜花花篮,祝愿她健康、快乐、长寿,对她在积极支持抗日战争、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及国家水利事业中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敬佩与感谢。我将自己为她写的《七律·恭贺刘芸生先生105周岁寿辰》一诗捧到她面前,一字一句地读给她听:“庚戌六月诞名门,百岁年华又五辰。抗日劳军临前线,和平奔走舍夫君。民革支部参国是,人大礼堂座上宾。勤俭爱国人敬仰,从容平静展慈心。”她带着助听器认真地听完之后,双手合十,不住地表示感谢。今年106岁生日时,我再次为她祝寿时,借助对话板一笔一画地写了“感谢您对水利的关心和支持”“水利部不会忘记您”“祝您健康长寿”等话语,刘芸生看后双手合十,不住地说:“请转达我们全家对水利部领导和同志们的问候,感谢水利部多年来的关心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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