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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的老兵——记我的爷爷周素园参加长征的经历
贵州省水利厅离退处 周自立
2016-08-12

  周素园:(1879 — 1958) ,贵州毕节人,清末贡生。参与领导贵州辛亥革命,曾任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政务厅长和省政府秘书长等职。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到达毕节,周素园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跟随红军长征,时年57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因足疾久治不愈,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反映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51年10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作者周自立:周素园孙女,贵州省水利厅离退休干部处处长。

 

  在我一岁多的时候,爷爷就离开了我们。关于爷爷的很多故事,我都是以后慢慢知道的。最使我难忘的,是爷爷参加红军长征前后的那段经历。

  “1936年2月,我红二、六军团攻占了黔西北重镇毕节。进城之初,有的基层干部不明情况,看到一座古旧宅院,料想是地主之家,便带人进去‘打土豪’;不料却在书架上搜出好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书上密圈细点,说明都经书的主人仔细读过。他们奇怪了:‘地主还读马列?’便把情况向上汇报,我马上派人把这家主人请来相见。他就是周素园。”【引自王震:《<周素园文集>序》 】

  红军到达毕节前,毕节的国民党专员劝说爷爷逃走,他断然拒绝,留了下来。他是想亲身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主张和政策。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同志找爷爷谈话,询问他的经历,问他为什么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红军来了为什么不走?爷爷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红军了解到爷爷出生在晚清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6岁中秀才,19岁中贡生,尔后在毕节教书。早年他参加了辛亥革命,曾任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政务厅长和省政府秘书长等职。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根植在他的心中,他一直在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光明之途。

  任弼时、贺龙、王震等领导经常到家中与爷爷交谈,介绍党的政策,并请他出任由红军组建并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他毅然出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在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做些贡献却到处碰壁,如今他亲见红军,相与共事,他确切地感觉找到了光明之途,于是参加了红军。他的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一大批开明的上层人士开始支持红军,使得红军在毕节地区建立农会和扩充红军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1936年2月27日,爷爷随红军离开毕节,加入了红军长征的行列,这时他已是57岁的老人了。从毕节出发,随红军回旋于乌蒙山区。部队经常在雨雪纷纷,缺粮断水的情况下行军。由于昼夜行军作战,他的身体日渐衰弱。任弼时、贺龙、王震等领导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准备拨一笔黄金送他去香港治病,给党做统战工作。他听后非常激动的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我不愿意离开红军。”【引自《邓止戈同志谈红军在毕节及抗日救国军等情况》 ,载《红军在黔西北》 】 王震把爷爷的这些话告诉了贺龙,贺龙听后十分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同意他随红军继续北上。

  长征途中,红军领导让爷爷利用他的影响给滇军的上层人士写信,劝说滇军不要进攻红军而保持中立。他“写信给龙云、孙渡和旅长鲁道元,拿护国首义的光荣传统来鼓动他们,争取他们同情抗日,和红军一致行动。”【引自《周素园自传》(1957)】龙云拒绝,孙渡则采取“消极以保存实力” 按兵不动的行动。他的信对于分化敌人,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为红二、六军团顺利通过云南,渡过金沙江天险,创造了有利条件。渡过金沙江这一天正是他57周岁的生日,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有意义,最值得怀念的一个生日。

  经历7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爬雪山,过草地,于10月9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会师后爷爷感慨的说:“我们从饥寒绝境中走出,一方面军的部队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有房子让我们住扎,有敌人给我们掩护。一种阶级友爱,令人感到十二分的兴奋。”【引自周素园:《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我所认识的一个环节》,摘《光明日记》卷五,1951年6月17日】  12月2日爷爷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历时9个月,行程万里,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多次接见。

  对于参加红军长征的这段经历,是爷爷终身难忘并引以自豪的。他写信告诉家人:“你或者怀疑说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但我不惟活着,而且比在家里还健康一些。这不但出乎你们意外,连我自己也预想不到。” 【引自周素园:《1936年11月6日家书》】是什么力量促使他这样一位高龄多病的知识分子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呢?他在家书中写到:“最近之举,不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 【引自周素园:《1936年11月6日家书》】 “最近之举”即参加红军长征; “心之所安”,指他为了实现抗日救国之志,为了实现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之志。这就是他参加红军长征的动力!像他这样高龄的参加过长征的爱国民主人士,大概全国仅有他一人。

  在延安期间,爷爷除担任红军大学的教员外,主要是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毛泽东的鼓励下,1937年上半年,他为《红色中华》写了《纪念一二八的感想》一稿;为红军大学写了名为《洪宪叛国始末记》的近代史教材,讲述了袁世凯的发迹和复辟帝制失败的经过;给美国纽约《新历史社》写了题为《世界人类如何才能完成普遍裁军》的论文,提出只有实现人类权力平等,放弃人压迫人的制度,只有取消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放弃人剥削人的制度,才是消灭战争的基本方法。

  在延安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及政治经济学等。他的心情非常愉悦,他在家书中说:“现刻的我和从前的我完全两样,对于种种关系,都看得极空阔,极潇洒,把旧日哪些迂谨固执的性格都冰消云散了。”【引自周素园:《1937年3月5日家书》】 在同一封家书中附上了七律二首《春日小极书怀》,充分表达了他参加红军长征的经过和动机,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问题上的投降主义,抒发了他年老体残,希望能返老还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振翼高飞的心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爷爷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准备跟随八路军一道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但他后来患了足疾,身体日愈衰弱,生活不能自理。他觉得自己不能工作,反而成了党和八路军的“坐享优待”的累赘。于是动了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的念头,并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
  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给爷爷复信,同意他回黔工作。信中说:“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毛泽东的这封信,体现了对爷爷的尊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他冒着风险把毛泽东的这封信带回老家,在那白色恐怖的岁月里,用油纸一层又一层的包裹好,埋在园子里的桂花树下,解放后才把它取了出来。临行前,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为爷爷饯行。毛泽东对他说:“周先生,你虽没有入党,总算红军的一员,交情如此,不可以不知道历史,行前你可否简单的写一点留给我?”次日,爷爷送了自传去,毛泽东复信说:“你以往的已足自豪了,今后更辉煌的将来,应该是我执笔来补写。”【引自《周素园自传》】

  回到西南后,爷爷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广泛开展活动,凭借其过去在当地政界、军界的威望,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并为八路军募得大量药品和其他急需物资,设法送往延安。解放战争期间,他仍同共产党组织保持着秘密的联系。

  1949年11月,爷爷在家乡迎来了解放,他把他的《待尽日记》改名为《光明日记》,并在扉页上写了“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望见了光明,光明来到了”的题辞,【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一】表达了他对“黑暗已经过去,光明真正到来”的欢悦心情,也显示出他将这部“旧”日记从新命名的用意。

  解放后,爷爷一直在贵州省委、省政府担任公职,并先后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却一直没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自传》中写到:“因我自觉缺点很显著,不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没有申请入党。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在几次给我的信中说:你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你却是正式红军,我们都认你是同志。”当他得知子女中有的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正在积极争取入党时,他欣慰地说:“假使你们都奉共产党为衣归,我死也瞑目了。” 【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十六1955年1月10日】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作为周素园的后代,缅怀爷爷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重温爷爷走过的长征路,让爷爷宝贵的精神财富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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